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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8章 袁崇焕评传7（第4页）

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，对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、大局发展的前途都茫无所知，既无决战的刚勇，也无等待的韧力。

那时为了对满清及民军用兵，赋税大增，人民生活困苦之极，国库入不敷出，左支右绌，百废不举，对军队欠粮欠饷，裁撤驿站（既破坏了必要的交通及通讯设备，大量失业的驿卒更成为造反民军的骨干，李自成即为被裁的驿卒），如能有十年八年的休战言和，对朝廷和人民都是极大好事。

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，朝廷中君臣下意识的认为是“汉奸思想”

。

袁崇焕当然知道如此力排众议，对自身非常不利，然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，只是以大局为重。

[14]以他如此刚烈之人，对声名自然非常爱惜，给人骂作“汉奸”

，那是最痛苦的事。

比较起来，死守宁远、抗拒大敌，在他并不算是难事，最多打不过，一死殉国便是，那是心安理得的。

但要负担成为“历史罪人、民族罪人、名教罪人”

的责任，可艰巨得多了。

越是不自私的人，越是刚强的人，越是不重视性命而不肯忍受耻辱。

越是儒家的书读得多，心中历史感极其深厚的人，越是宝贵自己的名节。

文天祥〈正气歌〉中所举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迹，如张巡睢阳死守，颜杲卿常山骂贼，袁崇焕做起来并不困难。

对于性格柔和的人，当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义难，在袁崇焕这样的伟烈之士，却是守宁远易而主和议难。

主张议和，他必须违反历史传统、违反举国舆论、违反朝廷决策、更违反自己的性格。

上下古今，一切都反，连自己都反。

他是个冲动的热情的豪杰，是“宁为直折剑、犹胜曲全钩”

的刚士，是行事不顾一切、“几大就几大”

的蛮子，可是他终于决定：“忍辱负重”

。

在他那个时代，绝无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习惯与风度。

连袁崇焕自己在内，都相信“国人皆曰可杀”

多半便是“可杀”

。

那是一个非此即彼、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，是正人君子纷纷牺牲生命而提出正义见解的时代。

卑鄙的奸党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，士林中对风骨和节操越是看重。

东汉和明末，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两个时期。

岁寒坚节，冰雪清操，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，与“忠”

、“孝”

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。

他很爱交朋友，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。

如果他终于因主和而为天下士论所不齿，对他将是多么严重的事。

当魏忠贤灼手可热之时，他手下一般趋炎附势之徒将反对派都称为“东林党”

，名之曰“奸党”

。

袁崇焕与清流派关系密切，但因手统雄兵，为关外重镇，所以没有名列“东林党人榜”

，袁崇焕反以此为愧，耽心不得流芳千秋。

[15]

他对金人的和谈并不是公开进行的，因此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抨击，但他当然预料到将来终于要公开，清议和知友的谴责不可避免的会落到他头上。